历史上,通州是京城名副其实的东大门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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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因“漕运通济”而得名，发展兴盛至今。历史上，通州处在“水陆要冲”的交通节点上，加之其在漕运体系中的枢纽地位，在服务和保障京师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进而成为京城名副其实的“东大门”，有“通州安，则京师安”的战略地位。本文节选自《通州大变局：-》，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起，非原文所有。文中所用插图均来自该书。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关于通州的重要地位之论述，无数政治人物、文人学者都不乏赞誉之词。有“漕运襟喉之地”之论（阮鹗《严防卫以慎储蓄》），有“正当东西南北之冲，水路要会”“通州安，而京师亦安矣”之论（杨行中《（嘉靖）通州志略》），有“实水陆之要会，为畿辅之襟喉，舟车之所辐辏，冠盖之所往来”之论（周之翰《通粮厅志》），有“左辅雄藩、神仓重地”之论（《（乾隆）通州志》），有“九重肘腋之上流，六国咽喉之雄镇”之论（《（光绪）顺天府志》）。尽管这些论述受到广泛认同，然而都拘于王朝版图之内看通州的地位，重在强调通州跟京师的关系。实际上，元明清时期，通州与世界紧密相连。至少在亚洲地区，通州已是一个国际重镇，是名副其实的“万国朝宗之地”（《雍正御制通州石道碑文》），正如通州籍作家王梓夫在《通州赋》中所言：“通州，通天下之州也。”王梓夫所言没有丝毫夸张，是对历史上的通州，尤其是元、明、清时期通州重要地位的总结。历史上的通州处在“水陆要冲”的交通节点上：从水路看，从京杭大运河南端出发，因浙东运河延伸至港口城市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连接，从而通向南亚各国。从陆路看，从京杭大运河北端向北，历史上曾有一条通往张家口的商道，继续延伸，与丝绸之路相连接，经中亚、西亚，直接欧洲；从通州向东，沿着古代燕山南路大道，出了山海关，一直到朝鲜半岛，从而与东北亚紧密相连。更深层次原因是，由于通州在漕运体系中的枢纽地位，在服务和保障京师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州成为京城名副其实的“东大门”，有“通州安，则京师安”的战略地位。《通州大变局：-》，杨家毅著，北京人民出版社年2月版。随着北京成为辽南京和金中都，通州的重要地位得到显著提升通州处于水陆交会的重要节点，是朝鲜使臣和南来诸国使臣朝贡的必经之地。明正德时期吏部尚书、大学者李东阳曾多次写诗描述在通州见到外国使节的情景，留下了“中华使者尘随节，南海倭儿布裹头”“使节南行又北旋”等诗句。可见，当时的通州是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城市，经常可以看见来自朝鲜、琉球、安南、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使团和商队。辽金两代，随着北京成为辽南京和金中都，通州的重要地位得到显著提升。金代，通州是上京到中都的重要一站：“自上京至燕，二千七百五十里，上京即西楼也……四十里至三河县，三十里至潞县，三十里至交亭，三十里至燕。”辽代末年，金军沿着这条大道直抵南京城下。金代定都中都后，这条通道也是通往后方的要道。这条通道上的榆关、平州、滦州等，都是天然的险要地带。尤其是位于中都城东的通州，在历史上是京城东部重要的门户。从元代开始，随着大一统王朝定都北京和京杭大运河的贯通，通州“水陆要冲”的地位进一步巩固。由于元代统治者来自北方，他们十分重视大都城与当时的北京（大宁城，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大明城）及其东部和北部的联系。通州是元大都到大宁城，乃至东北地区的重要一站。据《析津志》记载，从大都经通州到冀州后通往东北地区四条具体路线：“一路正东至遵化，转东北至北京（大宁）。一路东南至玉田，东北行至永平，正北至北京（大宁）。一路（东北行八十里）遵化、（九十里东北）滦阳、（六十里）富民、（百二十里）宽河、（一百里）神山、（一百里）富峪、北京（大宁）、玉田、（正东八十里）丰润、七个岭、（八十里）永平、（正北五十里）建昌、（四十里）上滦、（八十里）大姑、（九十）新店、（七十）木思、（六十里）甜水、（六十里）家店、（七十里）城子、（八十里）大部落、北京（大宁）（北分二路：一路正北至阿木哥大王府，一路正东行至驿安）。”这更清楚地表明了通州在元大都与东北地区联系中的重要位置。通州至山海关道路图（清代绘制）图片来源：国家图书馆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构建以北京为中心，依托长城，以辽东都司辽中卫（今辽阳）、大宁都司大宁卫（今宁城西）、北方重镇开原（今属铁岭）三个驿站节点，辐射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的交通和驿站系统。依托京杭大运河及沿线各城市，构筑辐射南方各省，并与福州、泉州等海港建立起通畅的联系。从东北地区、朝鲜半岛通向北京的陆路和南方相关各省、海上航路通向北京的水路都要在通州交会。从陆路看，从北京到大宁城，从北京到辽阳，再到开原，并以此为中心连接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都要经过潞河驿。从北京至大宁沿用元大都—遵化—大宁站道，具体驿路为：顺天府四十里潞河驿，潞河驿五十里夏店驿，夏店驿五十里公乐驿，公乐驿五十里渔阳驿，渔阳驿六十里石门镇驿，遵化驿七十里滦阳驿，滦阳驿五十里富民驿，富民驿六十里宽河驿，宽河驿六十里柏山驿，柏山驿六十里会州卫，会州卫六十里季庄驿，季庄驿六十里富峪卫，富峪卫七十里大宁都司。从北京到辽阳的具体路线为：会同馆四十里至通州潞河驿，七十里至三河县，七十里至蓟州渔阳驿，六十里至阳樊驿，二十里至玉田县，四十里至永济驿，四十里至丰涧县，三十里至义丰驿，七十里至七家岭驿，六十里永平滦河驿，六十里至芦峰口驿，六十里至抚宁榆关驿，六十里至山海关，六十里至高陵驿，六十里至沙河驿，六十里至曹家庄驿，六十里至连山岛驿，六十里至杏山儿驿，六十里至小凌河驿，八十里至十三山驿，七十里至板桥驿，七十里至沙岭驿，八十里至牛家庄驿，九十里至海州卫，九十里至安山驿，六十里至辽阳城。辽阳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以其为中心，有四条驿路干道：东路到鸭绿江西岸，南路到旅顺口，西路到山海关，北路到开原。明代开原是东北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军事重镇和交通咽喉。以开原为中心，形成多条辐射驿路干线，延伸东北全境，并与朝鲜半岛连接起来。其中，“开原东陆路”是明初建州左卫的朝贡道；“纳丹府东北陆路”是明初建州卫、毛岭卫的朝贡道；“开原西陆路”是明代从开原通往蒙古坝上草原的交通线；“海西西陆路”是明初兀良河等卫的贡道。从水路看，通州是京杭大运河的北端起点。随着金灭辽及北宋，占据了黄河以北大部分地域，得以利用潞水东南部的入海口和通向潞河的各漕河，将粮草物资经潞河运往通州，所以通州成为金中都东部的漕运重地。金海陵王南侵，在通州建造战船，经由潞水出海到前线。到了元代，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取直贯通，通州在漕运上的地位更加重要了。明代通州在全国交通体系中的位置图片来源：［明］杨正泰：《明代驿站考》鉴于通州在北京对外交通中的独特地位，明清时期，朝廷在通州设立的潞河水马驿。不同于一般的驿站，该驿不仅承担陆驿的功能，还是运河水路系统的重要节点。明代从顺天府（今北京）到应天府（今南京）设置水驿40余所。具体路线为顺天府—通州潞河驿—和合驿—河西驿—杨村驿—杨青驿—奉新驿—青县流河驿—兴济县乾宁驿—砖河驿—新桥驿—连窝驿—良店驿—德州安德水驿—梁家庄驿—甲马营驿—渡口驿—临清州清源驿—清阳驿—东昌府崇武驿—荆门驿—安山驿—开河驿—济宁州南城驿—鲁桥驿—沙河驿—沛县泗亭驿—夹沟驿—徐州彭城驿—房村驿—新安驿—邳州下邳驿—直河驿—宿迁县钟吾驿—古城驿—桃源县桃源驿—清河县清口驿—淮安府淮阴驿—宝应县安平驿—界首驿—高邮州盂城驿—邵伯驿—扬州府广陵驿—仪真县仪真水驿—龙潭驿—南京应天府龙江驿。陆路和水陆不断地向外延伸，将通州与世界联系起来无论是陆路还是水陆，都不断地向外延伸，从而将通州与世界联系起来。主要有三个方向。一是由京杭大运河南端的杭州，经浙东运河与宁波相连，从而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连接。浙东运河西起京杭大运河南端的杭州，东至浙江东部重要港口城市宁波。宁波位于浙江省东部，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港口城市，商贸繁荣、文化兴盛。宁波古称“鄞”“明州”，又因境内四明山而闻名，所以又有“四明”之称。浙东运河最早可上溯至春秋晚期越国开凿的“山阴古水道”。秦统一中国后，对沟通钱塘江和长江的水道做了整治，初步奠定了浙东运河的基本走向。隋炀帝在疏通大运河时，对它也做了整治，使它与大运河的沟通更加顺畅。唐中叶，曾多次对浙东运河进行疏通整治。南宋时，朝廷对其全线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疏浚，通航状况大为改善。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从宁波到通州的水路十分畅通，航道已十分成熟，从而将都城与海上丝绸之路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明永乐年间，宁波府鄞县人张得中赴北京任职。张氏坐船从宁波出发，出发的地点是宁波城西望京门，从浙东运河进入钱塘江的地点在萧山城西十多里的西兴，沿京杭大运河，途经杭州、苏州、扬州、徐州、德州，进入顺天府通州地界，依次是漷县、张家湾和通州城。他将全程所经36地、72座大型水闸，总计约里的行程编成《北京水路歌》。这首歌曾经在大运河上广泛传唱，但是由于时代久远，早就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幸而歌本收录在明代学者余永麟编著的《北窗琐语》一书中，为今天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明清时期，从宁波到通州的运河水道不仅是成熟的官道（漕运）、商道，也是外国使臣、商队到京城的必经之道。明初，朝廷在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的同时，又于洪武三年（年）设立了宁波、泉州、广州三个市舶司，作为中外贸易的官方通道。南方诸如日本、琉球、占城、安南、苏门答腊、爪哇、暹罗等国家和地区的人，进入中国后，可通过京杭大运河到达北京。以日本为例，日本商人、使团一般都是在浙江宁波一带登陆，并在朝廷设置的专门接待朝贡使节的“安远驿”完成正式手续。《（嘉靖）宁波府志》记载：“凡遇到倭夷入贡，处正副使于中，处夷众于四旁舍。”在日本使团中，以策彦周良最为引人注目，成为今天研究明代中日关系的典型对象。这与策彦周良本身的学识和经历有直接关系。策彦周良（—），号谦斋禅师，是日本京都天龙寺妙智院高僧，曾两度率领使团到北京。明嘉靖十八年（年）三月，策彦周良奉命作为“勘合贸易”副使，第一次入明。朝贡使团从宁波登岸，沿运河次年经通州到北京。回到日本后，著有《初渡集》。此次出使，他虽为副使，但由于表现出色，回国后，名声大振。明嘉靖二十六年（年）二月，策彦周良以正使身份率团第二次入明，到北京就朝贡贸易进行谈判。完成任务回国后，又著《再渡集》。《初渡集》《再渡集》合称为《入明记》，其内容十分翔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根据记载，策彦周良北上线路为：昌国驿（宁波府）—石浦所（宁波府）—定海口（宁波府）—宁波府府城—安远驿（宁波府）—车厩驿（宁波府）—姚江驿（绍兴府余姚县）—曹娥驿（绍兴府上虞县）—东关驿（绍兴府会稽县）—蓬莱驿（绍兴府）—钱清驿（绍兴府山阴县）—萧山驿（绍兴府萧山县）—西兴水驿（绍兴府）—吴山驿（杭州府）—苕溪驿（湖州府）—平望驿（苏州府吴江县）—松陵驿（苏州府吴江县）—姑苏驿（苏州府）—锡山驿（常州府无锡县）—毗陵驿（常州府武进县）—吕城驿（镇江府丹阳县）—云阳驿（镇江府丹阳县）—京口驿（镇江府）—广陵驿（扬州府）—邵伯驿（扬州府江都县）—盂城驿（扬州府高邮州）—界首驿（扬州府高邮州）—安平驿（扬州府高邮州宝应县）—淮阴驿（淮安府）—清口水驿（淮安府清河县）—桃源水驿（淮安府桃源县）—古城驿（淮安府桃源县）—钟吾驿（淮安府宿迁县）—直河驿（淮安府邳州）—下邳驿（淮安府邳州）—新安驿（淮安府邳州）—房村驿（徐州府）—彭城驿（徐州府）—夹沟驿（徐州府）—泗亭驿（徐州府沛县）—沙河驿（兖州府济宁州）—鲁桥驿（兖州府济宁州）—南城水驿（兖州府济宁州）—开河水驿（兖州府东平州汶上县）—安山水驿（兖州府东平州）—荆门水驿（兖州府东平州阳谷县）—崇武水驿（东昌府聊城县）—清阳驿（东昌府清平县）—清源水马驿（东昌府临清州）—渡口驿（东昌府临清州）—甲马驿（东昌府高唐州武城县）—梁家驿（济南府德州）—安德驿（济南府德州）—良店驿（济南府德州）—连窝驿（河间府景州吴桥县）—新桥驿（河间府交河县）—砖河驿（河间府沧州）—流河驿（河间府青县）—奉新驿（河间府静海县）—杨青驿（顺天府通州武清县）—杨村驿（顺天府通州武清县）—河水西驿（顺天府通州武清县）—和合驿（顺天府通州）—潞河驿（顺天府通州）。第一次，策彦周良一行达到通州张家湾的时间是嘉靖十九年（年）三月初朔旦（初一），第二天从张家湾由陆路前往北京城。对当时的情形，书中有这样的记载：“二日巳刻，发张家湾，车马如云。车以载货，一车各马九匹挽之；马以驮人。”值得一提的是，中外学术界逐渐认识到，始于年前后的“全球化”，其经济中心在中国，而不是欧洲。很显然，京杭大运河在联通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方面的作用不可低估，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京杭大运河将王朝的都城与海、陆丝绸之路连接起来，才进一步促进了中外贸易，才使“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因为“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通州到张家口外的贸易通道一直延续到清末二是通州与丝绸之路相连接的历史考察。通州处于水陆交会的重要节点，是南北客商、货物转运的中转站。从元代开始，随着大一统王朝定都北京和京杭大运河的贯通，通州成为名副其实的首都“东大门”。由于完善的交通体系，早在元代，京杭大运河北端枢纽城市通州，就已经与丝绸之路实现了连接。明清时期，以山西商人为主体的商帮，将南方的茶叶、布匹通过京杭大运河，以通州和张家湾为中转站，运往张家口，再沿张库大道，延伸至蒙古、俄罗斯等地。由于这条商道以山西商人为主，所以沿线分布了不少晋商会馆。有学者通过研究晋商会馆，勾勒出这样一条几乎被遗忘的古商道。北京晋商博物馆馆长孟伟等人，通过考察在苏州、通州、京城的山西会馆，尤其是会馆留下的碑刻资料，得出了“南布”（“松江布”“南京布”）通过京杭大运河运到通州、京城，然后再运抵张家口和归化（今呼和浩特），行销草原，再交换至恰克图与俄罗斯进行贸易，从而完成了“南布北运”。通州城外的驼队，拍摄于20世纪30年代，刘福龙收藏。除了布匹，另一种大宗贸易商品为茶叶。明清时期，由于南方的茶叶云集通州，在通州、张家湾形成了专业的茶叶市场。山西茶商开办的茶庄有“大盛川”“大德恒”“玉川”，是通州茶行中最大的3座，连同北关的“振兴”“公祥”等一共8家。各茶庄都设茶栈，每年共批发去往华北、西北、东北乃至俄罗斯的茶叶达10万箱。通州张家湾地区的山西会馆碑刻资料，与明清以来山西商人的账册、书信、规程等资料相印证，能够确定当时这条商路不仅贸易量十分巨大，而且形成了商帮遵守的贸易规则。清乾隆三十一年（年）《通州湾立规碑记》明确记载茶叶到达通州的规则。道光九年（年）《茶叶规程》记载茶叶抵达、离开张家湾的规则，规定“凡货船到（张家）湾，必许（须）系客船，方许轮帮。若止（只）有肆、伍家货搭别船来者，则卸栈，不得报信发车。务以本船到日，再为轮帮”。发货采用车或者骆驼运输的形式，很显然是通过陆运，所以规定“凡发脚，勿论车驼，俱归柜上搭派分发。如本客自雇，或各口庙雇来之车驼，亦要归公”。通州张家湾在这条商道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即水运和陆运中转站。据收藏于北京晋商博物馆的乾隆五十七年（年）《口到库伦商货册单》记载，由于从南方通州湾来的茶叶货物迟到，所以影响了张家口到库伦的茶叶贸易，出现了尚有若干茶箱未到的情况。孟伟甚至认为，到清代，张家湾几乎是“万里茶路”上唯一的茶叶专用码头。从通州到张家口的货物运输需要大量骆驼，因此在张家湾和通州形成了大型的骆驼店，每个店都有百头到数百头骆驼。在通州北关一带有18家骆驼店，位于牛作坊、马厂、皇木厂、前窑、后窑等处，有天庆、乾元、德聚、太和、三和、德丰、通顺等号。通州到张家口外的贸易通道一直延续到清末。年，随八国联军侵华的法国军官毕耶尔·洛谛到达通州后，还见到大批张家口外的骆驼。他在书中这样记载：“我们慢慢地靠了岸。在戴着橹楼的蜿蜒高墙的黑影下，逼着河岸，一列长长的帆船都系着缆。岸上拥挤的情景，约略是天津大沽的模样，只是多了成百的蹲在沙上的口外骆驼。”可见，即使到清末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通州与口外的商业贸易仍然没有断绝。从目前的资料看，直到20世纪30年代，仍可见来往于通州与张家口之间的驼队。从通州到朝鲜半岛，形成了成熟的贡道三是从通州出山海关，到朝鲜半岛，形成了成熟的贡道。明代十分重视对辽阳和开原等地的经营和管理，尤其是对连通东北地区及朝鲜半岛的驿路十分重视。明人蒋一葵在《长安客话》中记载：“洪武四年（年），以都指挥使马云、叶旺率兵渡海，自金洲而抵辽阳，设定辽都卫，既而分设定辽左等五卫，并东宁卫，金复盖海四卫于沿边。已而改设都指挥使司而统属之。招降纳附，开拓疆宇。复于辽北分设沈阳、铁岭、三万、辽海四卫于开原等处，西抵山海，分设广宁及左右中卫，义州、宁远、广宁左右中前后五屯卫于沿边。星分棋布，塞冲据险，且守且耕，东逾鸭绿而控朝鲜，西接山海而拱京畿，南跨溟、渤而连青冀，北越辽河而亘沙漠。又东北至奴儿干涉海，有吉列迷诸种部落。东邻建州、海西、野人、女直并兀良哈三卫。”京师通往东北地区、朝鲜半岛驿路的贯通，为朝鲜使臣朝贡提供了陆路交通的便利条件。朝鲜位于东北亚，是中国近邻，与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中国的明清时期，正值朝鲜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朝鲜王朝（—年）时期。朝鲜王朝主要通过定期朝贡来维系与中国的宗藩关系。明初定都南京，朝鲜主要通过海路直接前往。明成祖迁都北京后，朝鲜使臣由陆路入京遂成定制。朝鲜使臣将其在华时的所见所闻著录成书，一般将明代的记闻称为《朝天录》，清代的记闻称为《燕行录》。韩国东国大学林基中教授将其编纂形成《燕行录全集》，为研究清代中朝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参考。这一时期朝鲜使臣入京路线为：从九连城一路北上至辽阳，然后由此西行经过鞍山、牛家庄、沙岭、广宁、小凌河、沙河等驿入山海关，在经过抚宁、石门、渔阳、三河、通州等驿入京。明末清初，由于东北女真与明的战争，路线有所变化。清军入关后，朝鲜使臣行进路线基本沿袭了明代陆上朝贡路线。但是以康熙十八年（年）为界，略有变化。此前，他们使清路线是经过海州、盘山、山海关到达北京；此后，路线改为辽阳、盛京、广宁至山海关，再到北京。通州是朝鲜使臣入京的最后一站，也是回程的第一站，因此对他们来说，通州具有独特的意义。使臣们到了通州，要办理入京前最后一道公文手续。如朝鲜使臣李廷龟在万历四十八年（年）出使北京，在日记中记载他于四月十二日到达通州，“往衙门讨得礼部印，颁通报一纸”。从这条记载看，礼部在通州设有办事机构，负责审核把关，待验证合格后，盖印表示可以进京，并颁发通报。然后由使臣将通报呈给礼部，从通州启程进京。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进京，有一部分要留在通州负责安排相关工作。嘉靖十六年（年），书状官丁焕随团出使北京，根据其在《朝天录》中的记载，他们来到通州“投宿廛肆中人家”，第二天，“圣节使通事金司监官郑蕃等来谒”，又过了一天，“早遣洪谦、李宝先往朝阳门呈报单于宫官之司察者”。由此可见，在通州，朝鲜方面安排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从朝鲜使臣的记载看，在通州活动期间，使臣们或住潞河驿，或住旅馆，或投宿民家，并无定制。但潞河驿是他们公务活动的重要场所，也是与其他国家使臣交往的场所。如成化十七年（年），成伣一行在通州潞河驿遇见安南使臣，他们不仅互有交往，还写诗互赠。成伣写诗《通州驿馆次安南使韵》：车书盛治喜遭逢，玉帛东南此会同。宾馆笑谈何款款，驿亭车马忽匆匆。他年魂梦青天外，此地情怀白日中。莫向南楼作离别，潞河初涨夕晖红。安南使臣写诗回赠，其诗为《次安南使阮伟挺夫韵》：玉节天南使，金台路上逢。语因风土异，心共性天同。喜接城南杜，还惭吴下蒙。琼瑶携满袖，十袭以归东。由此可见，在当时，通州已是一个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城市。漕运盛况形成了通州八景之一——“万舟骈集”的景象元代海运、河运并行，将南方粮食及其他物资运往京师。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要在通州转运。为了转运需要，朝廷在通州设有十三仓。关于元代通州十三仓的规模和储存量，在《大元仓库记》中有记载：“乃积仓七十间，可储粮一十七万二千五百石；及秭仓七十间，可储粮一十七万五千石；富衍仓六十间，可储粮十五万石；庆丰仓七十间，可储粮十七万五千石；延丰仓六十间，可储粮十五万石；足食仓七十间，可储粮十七万五千石；广储仓八十间，可储粮二十万石；乐岁仓七十间，可储粮十七万五千石；盈止仓八十间，可储粮二十万石；富有仓一百间，可储粮二十五万石；南狄仓三间；德仁府仓二十间；林舍仓三间。”共计间，可以储存粮食.25万石。明成祖朱棣将都城迁往北京之后，江南漕粮输往北方，运输方式发生了一系列变革。永乐前期，因战乱等缘故，京杭大运河运输不畅，所以南粮北运多用海运。如永乐元年（年），“平江伯陈瑄总督海运粮四十九万二千六百三十七石，赴北京、辽东以备军储”。从永乐元年到十一年（年），朝廷海运粮食的记录频频出现在《明太祖实录》中。永乐中期以后，京杭大运河成为南粮北运的主要途径。郭守敬所凿通惠河“洪武中渐废”。成化中，漕运总兵官杨茂言：“每岁自张家湾舍舟，车转至都下，雇值不赀。旧通惠河石闸尚存，深二尺许，修闸潴水，用小舟剥运便。”可见，明初从张家湾到京城既有陆路也有水路，只不过因水浅，只能用小船，运力十分有限，只能主要依靠陆路运输。嘉靖七年（年），巡仓御史吴仲排除各种阻力，利用金代闸河故道，重新疏浚了通惠河，将通惠河口由张家湾移到通州城北，即现在通惠河入北运河的位置。此举直接促进了通州城的进一步发展繁荣。隆庆二年（年），朝廷对通惠河进行了一次大修。万历后，多次将修浚通惠河提上日程，但是议而不决，没有落实到行动。清代漕运制度在明代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到清中期，随着海运技术的提高，加上运河治理不及时，朝廷逐渐尝试海运。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南方运河被农民起义军占领，从同治五年（年）开始，江苏、浙江都用海船走海路，运至天津大沽口。然后由顺天府通永道（驻通州城内）接驳海运，官方提供驳船，招募顺天府相关州县的百姓为船夫，将粮食运输到通州。史书记载：“每拨米五十万石，分作十起转运，拨船一百六十只为一起。”那么，明清两代这条运河要运多少粮食呢？据《明实录》记载，永乐八年（年），运达北京的税粮为万石。此后，永乐一朝基本维持在万石至万石。而永乐十三年（年）高达万石。宣德年间运送至北京的税粮数额波动较大。最低的是宣德元年（年），为万石；最高是宣德七年（年），为万石。航行在北运河上的运粮船。清代嘉庆前，每年平均在万石左右。道光开始，逐渐减少至万石，乃至万石。自道光五年（5年）河海分漕以来，运到通州的漕粮数额：道光五年（5年）至三十年（年），每年约余万石；咸丰元年（年）、二年（年），各余万石；咸丰三年（年）至十一年（年），约余万石。同治以后，运量逐渐减少。漕船在大运河上行驶，一总帮船队有多长？这要看一总帮漕船的数量、漕船的长度，以及航行的队列编排情况了。以江安帮（江苏和安徽两省长江以北区域的漕帮）为例，根据咸丰《户部则例》资料，在咸丰元年（年），江安粮道共有漕船只。按当时规制，每只漕船71尺（约22米）。若是单列排队前行，不计算前后船的空隙，连接起来达56.3千米，即便是双船并行，船队也长达28千米。一个总漕帮的船队在大运河上，浩浩荡荡几十千米，朝鲜学者朴趾源描述这种景象为“（潞河）舟楫之胜可敌长城之雄”，看来没有丝毫夸张。在清代，朝鲜使者往往将通州“舟楫之盛”，与“皇都之神丽”“辽野之旷阔”，并称为三大壮观景象。每年三月初一，第一批漕船山东德正帮漕船到达通州，这天对通州漕运来说是个盛大的节日，标志着一年的漕运就此开始。户部仓场侍郎、仓场总督、巡仓御史、坐粮厅厅丞等官员亲自主持祭坝神仪式。仓监督、坐粮厅各股吏役和经纪、车户、船户、斛头等和抵通第一批漕船的领运、官兵等，还有通州的各级官员齐聚祭祀拜神现场。普通民众也参与其中，并形成了通州一个独特的节日，即“开漕节”。各省漕粮运抵通州，在通州城东门外的运河上形成了通州八景之一——“万舟骈集”的景象。原文作者/杨家毅摘编/安也编辑/袁春希校对/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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